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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风机生产厂家发改委投研所研究员：增长的核心要素应是技术进
专访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罗云毅,负压风机生产厂家多少钱
长期增长中的“投资”角色
文/《中国投资》 杨海霞
为了理解新一轮投资，需要厘清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
《中国投资》：当前稳增长再次成为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新一轮的投资逐步启动，这是否说明，当前已经形成共识：中国现阶段实现快速增长还是要靠投资？
罗云毅：不能简单笼统说是否“靠投资”。关于在经济增长中如何评价投资的作用，如何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已争论多年了，但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特别要注意区分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从需求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
人们通常所讲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从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角度而言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需求因素。如果短期内消费、出口很旺，可以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就无必要刻意刺激投资。但如果消费、出口不振，那刺激经济增长就要“靠投资”，即通过增加投资扩大需求了。修路、建桥、制造机器设备，、水泥等各种物资消耗了，需求增加了，就可以使潜在的生产能力得以实现，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投资和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扩大消费，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当我们讨论促进长期增长的政策时，就已不是从扩大需求的角度讨论，而是要分析促进供给能力扩大的内在要素，即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人力资本、资源、投资和技术进步，这时就没有消费的位置了。
因此，你所说的增长靠投资，是从短期看是相对于消费、出口乏力而言的。如从长期增长看，就不能简单地说靠投资了。在“四个轮子”中，投资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最核心的要素还应是技术进步。
《中国投资》：请您再总结一下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罗云毅：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消费和投资都可以在短期内作为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但投资还可以作为供给要素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起支撑作用,通风降温设备多少钱，这是投资最本质的意义所在，也是与消费完全不同的。
另外，现在很多人关注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并将扩大消费理解为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即提高消费率，同时降低投资占GDP的比例。这种理解的背景一方面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率确实低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消费率，另一方面是我国的消费率近年来还在不断创历史新低。
我认为，虽然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但并不能由此推论出扩大消费就要提高消费率。实际上，使消费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恐怕比提高消费率更重要，更具有本质性意义。因为从长期角度看，即使消费率较低，较高的消费增长速度也能使消费者在较长时期内获得最高的消费水平。而较高的消费率若无较高的消费增长速度支撑，只是能在较短时期内获得较高的消费水平而已。
这里面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从长期角度看，要想实现消费的高增长，必须有经济和收入的高增长；要想有收入的高增长，就必须有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要想有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就必须以4个轮子的转动使供给能力快速扩大。如果这里抽象掉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及一般资源品的投入，则供给能力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人均物质装备水平的快速提高方面。所谓人均物质装备水平，就是人均有多少固定资本。提高人均物质装备水平靠什么，当然不能靠提高消费率，还得靠高效率、高强度的投资。高强度的投资就是指较高的投资率。值得注意是，由于投资是以储蓄为支撑的，消费率与储蓄率――投资率此消彼长，因此要想使消费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投资率就要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而消费率就应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中国投资》：对于中国过去投资率过高的批评，很多是基于一个观点：就是长期过高的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您怎么看？
罗云毅：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宏观经济趋向恶化的整体意义上的严重产能过剩？
对此，我们可简单从两个方面考察。其一，从中国人均产能角度看。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可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整体产出大致是其整体产出能力的运行结果，整体产出与整体产能总是大体匹配的，很难想象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本质性差别。目前，中国GDP(即产出总量)虽然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总体的产出能力大致也应当是世界第二，但如果从人均角度看，则中国的人均产出仍排在全世界第100名之后，要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也还需要几十年时间。与此相对应，中国的人均产出能力显然不会是世界第二，大致也应在100名前后。在这样很低的人均产能水平背景下，显然谈不上中国存在什么整体意义上的严重产能过剩。
其二，从投资规模、产能与投资回报相互关系的角度看。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常识，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整体投资规模过大，由此形成的整体产能亦过大，远超过市场需求，形成过多无效投资和产能，则整体上的投资回报率必然较低。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投资回报率不错，则可判断该经济体不存在什么远超过市场需求的全面产能过剩，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率过高的问题。正是遵循这一逻辑，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等学者仔细考察了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其最后结论是：“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高的投资率，但其资本回报率并不低于世界上其他经济和地区”。由此可得到的进一步推论自然是中国不存在什么整体意义上的严重产能过剩。，
那么，中国是否存在局部意义或行业意义上的产能过剩呢？答案是肯定的，但要注意防止由此做出简单化的价值判断。以水泥行业为例，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中国水泥业由于新法产能的上马，至少约有1.5亿吨的传统工艺产能被新法产能挤出，沦为过剩产能。那么，这种“产能过剩”现象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事。实际上，只要有技术进步，行业意义上的产能过剩是无法避免的。另外，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看，产能相对固定，而市场需求却是在不断变化，所以产能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不一致是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某种程度上的产能过剩正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如果一个萝卜对一个坑，企业生产出来就能卖得出去，那企业还有什么抓技术进步和改进管理的动力呢。
《中国投资》：对于“4万亿”投资的批评多在于地方政府巨额债务，您怎么看债务问题？这是必然代价吗？另外，也有批评认为“4万亿”导致国进民退，您的观点是什么？
罗云毅：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早已存在，并不是4万亿投资才引起的，但4万亿投资确实使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更显性化了。对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的政府债务问题确实应引起重视，但还应看到由债务融资支撑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收益：从短期看，通过投资拉动有助于抵御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争论。从长期看，由4万亿投资支撑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至于债务风险，这确实是一种必然的成本或代价，但总地来看应当说是可控的。除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已采取一系列措施，还应看到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财政对财政风险承担最终义务。我国政府债务的绝对规模虽然不小，但用债务率，即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这一指标看，还远远低于欧美日发达国家。如日本的债务率高达200%，美国也是100%多，一些欧盟国家也超过了100%，而我们最多就是60%左右，远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此外，我国还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这也是应对财政风险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至于有人说，作为最后手段，央行还可以印钞支持财政，在理论上是如此，我们现在还远没有走到那一步。
关于“4万亿投资”导致国进民退的说法很流行，但我不大赞成。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产出角度看，目前并没有行业数据能说明国进民退，这个提法实际上是就投资领域而言的。
2009年投资数据表明，当年国有投资所占比例增加，民间投资所占比例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2007年起全球经济形势不好，民间企业对此非常敏感，收缩了投资，致使2008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出现负增长。因这是投资的先行指标，预示着如不采取措施，整个投资都可能出现下降并严重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推出了投资新政。我国的储蓄率那么高，民间企业不愿意投资，怎么办？由政府和国企运用社会资金搞基础设施建设，储蓄和投资就平衡了，国民经济也就稳定了。当时的国进民退就是这么来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由此引出对“4万亿”的否定有点勉强。实际上，除了2009年民间投资比重有所下降，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一直是上升的，这是一个大趋势。2012年，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23982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达61.4%，在数量上明显占有了主导地位。2013年1-6月，民间投资比重为63.7%，比上年同期又上升了1.5个百分点，怎么是国进民退？我估计如果每年上升1个点，2020年就可达到70%了。
《中国投资》：新一轮的投资会不会有新的思维？
罗云毅：投资新思维，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么我理解从中央的政策来讲是有新思维的，那就是不再从总量上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至少从目前为止看是这样。因为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都是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如2002年十六大明确提出“调整投资消费比例，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到了十七大，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都是认为投资比例过高了。到了十八大，发生了变化，提出“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我理解这是决策部门明确认识到了投资对长期增长的作用，认识到高储蓄、高投资是个优势，不再害怕投资规模扩大，不再试图降低投资占GDP比重，而把思路更多集中在调整投资结构和效益上。“只要效益好，不怕投资多”，希望这能成为获得共识的投资新思维。
实际上，从十六大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抑制投资的呼声一直非常强，但投资率不降反升，从2002年的36.2%升到了2012年的46.2%，同期消费率降了10个百分点。老想让投资下来，投资就是不下来，这是有客观必然性的。这种情况恐怕对决策部门有影响吧。
顺便提一下，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非常注重投资，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但有的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层层下指标，层层考核，就有点过度了，容易导致虚报高估，数字腐败，希望在这一点上有所变化。
《中国投资》：未来时期如何提高投资效益？
罗云毅：这是一个大课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把科技进步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真正落实科技立国战略，出更多的科技成果。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4个轮子”中，最核心的就是技术进步。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开始，投资不知道比农耕经济增长了多少倍，为什么能容纳得了，为什么没有全面的产能过剩，关键就在于有技术进步支撑，新产品不断出现，形成新的投资需求，投资收益也能得到保证。我们这么大的投资规模，只要有技术进步，就是一个大优势。而一旦失去了技术进步的支撑，没有新产品问世，全面的产能过剩恐怕就为期不远了。因此，从宏观上看，要提高投资效益，首要问题还在于促进技术进步。
第二季度我国实际GDP7.5%的同比增幅低于第一季度的7.7%，在国内外引起普遍的担忧，其实，与其它国家横向比较，在更大时间跨度上考察，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增长业绩
第二季度我国实际GDP7.5%的同比增幅低于第一季度的7.7%，而且工业产出、固定资产投资、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几乎全面减速，在全球经济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在国际市场上引起普遍反应。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新世纪次贷危机前7年与美国共同贡献了全球GDP增量一半的国家，作为次贷危机陡然升级后支持全球经济不至于急剧坠入类似1929～1933年大危机深渊的主力，作为新世纪全球初级产品牛市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中国宏观经济减速不能不在国内外引起普遍的担忧。
鉴于国际市场和其它主要热门新兴市场经济走势，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后年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更大的外部冲击压力。然而，从总体来看，只要不跌破7%增长率的底线，只要不至于在全社会形成“经济增长有罪”的极端思潮，目前中国经济的减速就可以接受。中国宏观调控武库中也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应付日后必要时“稳增长”之需。
中国的经济压力未到最关键时刻
在“GDP”被某些媒体说成“鸡的屁”之时，尽管当前某些社会舆论已经滑向“经济增长有罪、民生与福利至上”的极端，但我们仍需要强调，经济增长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所谓“民生”与“福利”就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社会必须先生产，然后才能分配；最大的“民生”不是恩赐福利，而是创造体面收入和就业机会。在开放经济和全球竞争的环境下，只有保持高于其它主要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我们才有可能提升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及其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才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保证我国经济增长率不至于跌破一定底线。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压力还没到最关键时刻，由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转折，也由于美国等主要西方大国中央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面临退出，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的全面崛起态势将发生逆转，进而通过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对中国外贸、资本流动、货币汇率等产生重大压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使在过去10年经济较高增长期间，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首先源于其近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部门，是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初级产品“超级周期”推动了他们的经济增长。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的经济增长普遍高度依赖于资本流入和信贷膨胀（换言之即债务膨胀），某些热门新兴市场此前几年的成就也给他们埋下了经济逆转、倒退的风险。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上升的软肋，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起其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乃至爆发。届时，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结合，将使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过去十年里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当显赫，但经济增长未必等于社会矛盾缓解消除。假如与经济增长伴生的是分配不公、腐败等问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而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全民，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发病。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存在上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未来10到20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时期将走向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
7.5%仍是一个优秀的增长业绩
在经济上，一旦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货币崩盘趋势确立，由于新兴市场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的接近一半，加之金融市场上的传染效应，中国不仅将面临外贸出口的更大压力，还将面临大规模资本外逃压力。根据央行统计口径,工厂车间通风降温多少钱，中国6月外汇占款余额273887.46亿元，环比减少412.05亿元，结束了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6个月上涨的趋势，出现年内首次环比下滑，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风险。
尽管如此，在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冲击时，中国仍然占据着较为有利的地位：中国是全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进口大国，初级产品行情下跌不利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的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却对中国是利好；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连续保持货物贸易顺差、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达20年之久，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稳定性远远高于其它金砖国家货币；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大国中财政状况相对最稳健；通货膨胀压力较轻且因初级产品行情下行而有望继续减轻，且利率和准备率较高，意味着未来必要时有较大空间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实现“稳增长”……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远远好于其它金砖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单纯的经济冲击不可能倾覆中国，中国依然能够保持全球经济大国中相对最好的状况。同时，国内民族构成和文化传统一致性较高等因素也赋予了中国较高的社会稳定性。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有较大概率抑制住社会矛盾激化失控的风险。
在此基础上，我们冷静审视当前经济增长率，可以看到：7.5%的增长率固然比我国此前二十年动辄接近10%的增长率逊色不少，但与其它国家横向比较，在更大时间跨度上考察，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增长业绩，仍然高于我国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主要竞争者，足以保证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及其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继续提升。鉴于世界经济已经结束了1990年代和新世纪前八年的高增长时期，步入较低增长时期，我们要想指望继续保持此前的高增长率，并不现实。中国劳动力市场压力的减轻，也使得我们能够对此从容一些。同时，当前经济增长率的适度下滑，也有利于我们消解资产泡沫压力，为资产市场软着陆创造条件，并化解由于资产泡沫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经济增长率的适度下滑，也为我们重组国际市场秩序、应对海外资源民粹主义剥削创造了条件。中国已经是多种初级产品的世界最大进口国，保持稳定的海外资源供给已经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但本世纪初以来的十年，初级产品牛市最大副产品之一就是许多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兴起了“资源民粹主义”浪潮。对内，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坐享其成思潮大行其道，西式代议制民主竞选政体更为这种一厢情愿的非理性思潮推波助澜，各党派、各竞选政客争先恐后提出各种无偿瓜分资源及其红利、增加福利的方案以讨好选民，其可行性和对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伤害则被置于脑后。对外，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该国家或地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东道国政府或其企业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违反、不履行或者拒绝承认其出具、签订的贸易合同以及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权协议等，撕毁合同，违约提高税赋、分红、价格等要求，致使海外投资者陷入困境而往往求助无门。从澳大利亚到外蒙古，从非洲到拉美，从铁矿石、铜矿到煤炭，我们为此已经蒙受了不少损失。但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已经成为初级产品市场从牛转熊的决定力量之一，也使得深陷资源民粹主义泥潭的那些国家陷入窘境，他们不得不走出一厢情愿的寄生性资源民粹主义，认识现实，接受更为合理、可持续的条件。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没有经济增长，所谓“民生”与“福利”就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然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压力还没到最关键时刻，但必须保证我国经济增长率不至于跌破一定底线。
当前经济增长率的适度下滑，也有利于我们消解资产泡沫压力，为资产市场软着陆创造条件，并化解由于资产泡沫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核心提示：民营经济在几乎所有领域所占比重都在增大，但是仍有67.7%的受访者认为国内目前存在“国进民退”问题。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8月9日公布的一份针对经济学家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者对近期中国经济走势不持乐观态度。
在这份针对100名国内经济学者的调查中，2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近期仍有下滑的风险，78%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现状，只有1%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将转头向上。
当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9.7 %。除了PPI，7月份大部分经济指标均好于6月份，不过，仍低于年度调控目标的水平。
大部分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不太可能重返两位数增长时代。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今后3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以6%-7%的幅度稳定发展；约27%的受访者认为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持续在3%-5%；只有极小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未来还将继续维持8%以上的高增长。
参与本次调查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博士李钢判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平均经济增速是9.8%，未来即使增速降为6%-7%，仍是比较高的速度。按此速度，30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将会是现在的5-8倍。“未来30年中国仍会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
尽管7月份CPI只有2.7%的增幅，低于3.5%的年度目标，但是物价不会下行基本形成共识，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认为一年内价格将呈不断上升趋势，四成认为一年内价格基本持平。
李钢表示，目前学界认为，下一步的改革需要更强调公平，同时解决“国进民退”问题。
社科院今年的调查显示，认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学家比例只有20%。而在2009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高达30%。在本次调查中，38%的受访者认为“公平效率同等重要”，3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尽管官方口径的数字显示，民营经济在几乎所有领域所占比重都在增大，但是仍有67.7%的受访者认为国内目前存在“国进民退”问题。77%的受访者认为国有经济的比例仍然过高，应该进一步下降，只有5%的经济学家认为国有经济比例偏低。
中新网8月12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适当放宽市场对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入标准，尽快启动上市小微企业再融资。建立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增加适合小微企业的融资品种。
为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全力支持小微企业良性发展，意见明确提出八条意见：确保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和增量“两个不低于”的目标、加快丰富和创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着力强化对小微企业的增信服务和信息服务、积极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大力拓展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全面营造良好的小微金融发展环境
其中，在“大力拓展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是解决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比例过低、渠道过窄的必由之路。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完善发行、定价、并购重组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适当放宽创业板市场对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入标准，尽快启动上市小微企业再融资。建立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称“新三板”)，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增加适合小微企业的融资品种。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试点，逐步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和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发行规模，在创业板、“新三板”、公司债、私募债等市场建立服务小微企业的小额、快速、灵活的融资机制。
此外，意见还提出，在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基础上，将区域性股权市场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小微企业改制、挂牌、定向转让股份和融资，支持证券公司通过区域性股权市场为小微企业提供挂牌公司推荐、股权代理买卖等服务。进一步建立健全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制度，适时出台定向发行、并购重组等具体规定，支持小微企业股本融资、股份转让、资产重组等活动。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积极引导基金、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小微企业，支持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企业、企业等发行企业债券，专项用于投资小微企业，促进创新型、创业型小微企业融资发展。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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